在专制社会中,恐惧具有某种微妙的吸引力。它迫使那些易受伤害的人进入一种状态:为了自保,他们甘愿对恐惧的散播者顶礼膜拜。与领导者建立联系,就意味着在生活环境中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此外,寻求领导者的更多恩宠,就意味着要彰显自己对领导者的忠诚,凌驾于他人之上。.
我们已经熟悉了 个人崇拜,这是一种塑造领袖英雄形象的手段,其方式展现出力量、爱国主义和民族理想。在俄罗斯文化中,力量历来被视为一种制造恐惧的能力。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便是如此,而过去十多年来,俄罗斯现政权也一直奉行着这种个人崇拜。它尤其影响那些与中央权力中心关系密切的人,但有时也会渗透到民众之中,以至于政权最荒谬的宣言都被奉为圭臬,无人质疑。唯命是从、依附于政权的官方媒体参与了一场充斥着虚假信息、偏见和彻头彻尾谎言的闹剧,试图在一个充满缺陷的社会中强化所谓的正义观念。
威权主义并非俄罗斯独有。在俄罗斯建立沙皇统治的整个时期,威权主义都存在。它最终在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中达到顶峰,该王朝于1918年被布尔什维克处决而终结。俄国革命带来了社会平等主义的理想,这曾是新国家的希望。新国家的重组始于俄国内战(1917-1922)之后,但很快就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在弗拉基米尔·列宁的领导下重组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1924年,列宁去世,享年53岁,约瑟夫·斯大林继任领导人。正如历史学家谢尔盖·叶克尔奇克在其著作《乌克兰: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中所说,斯大林的统治终结了“革命的神话”,并“巩固了新一代统治者的特权,他们是一群缺乏安全感、愤世嫉俗的变色龙官僚,效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最高统治者”。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革命和内战期间犯下了种种暴行(罗伯特· 塞维斯,《斯大林传 2004年 ISBN 978-0-330-41913-0;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 《斯大林:红色沙皇的宫廷》,克诺夫出版社,2004年, ISBN 1-4000-4230-5)。如今,斯大林出于政治动机,对政敌进行司法迫害和处决,甚至直接暗杀。斯大林的残暴不仅在其政权内部广为人知,也为所有生活在他统治下的人们所熟知。恐惧催生了一种对他的个人崇拜。他对乌克兰实施的种族灭绝式饥荒——大饥荒(1932-1933年)——源于一项农业政策,该政策将农田集体化,将地主定为罪犯,尤其重要的是,掠夺乌克兰的粮食以供应俄罗斯的城市。苏联经济表面上的成功由此得以向被迫驻扎在这些城市的西方记者展示。这是斯大林通过削弱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使其屈服的恐怖手段。
保守估计,这场悲剧导致超过500万乌克兰人丧生,超过30万人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尽管《曼彻斯特卫报》的马尔科姆·穆格里奇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威廉·亨利·张伯伦当时都报道了事件的真相,但俄罗斯的否认使这一问题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1985-1991年)的“公开性”政策使得人们能够进行彻底的调查,真相才得以 完全 揭露。1986年美国国会委员会的听证会也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样,罗伯特·康奎斯特于198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悲伤的收获》详细列举了暴行的细节,彻底驳斥了俄罗斯的否认。
20世纪30年代尚未结束,疑神疑鬼的斯大林便发动了“大清洗”,更确切地说是“大恐怖”(1936-1938年),清除他所谓的反对者,以及任何可能动摇其权威的人。这场清洗导致 一百 多万人丧生。其中许多暴行发生在乌克兰,目标是军事领导人、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在敖德萨至少发现了29个 万人坑, 确认了超过8000具尸体。 在文尼察也发现了,估计埋葬着多达11000具尸体。
乌克兰最大的万人坑发现 于基辅市的贝基夫尼亚区,据估计埋葬着超过10万具尸体。受害者既有死于斯大林恐怖统治的人,也有在1941年纳粹入侵乌克兰期间,被撤退的苏军未经审判即处决的当地囚犯。事后,苏联将这一暴行归咎于纳粹,并在纪念碑上刻下相关铭文。1988年12月,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挖掘出大量受害者遗骸,并收集了200多名目击者的证词。这些证词证实,处决确实是由斯大林主义分子,包括该政权的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执行的。纪念碑上关于责任人的铭文也因此被归咎于内务人民委员会。此外,这场悲剧还伴随着众多被错误定罪的个人及其家人被驱逐到苏联其他更艰苦的地区度过余生,再也回不来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的规定,立即与纳粹德国结盟。随后,苏联参与了对邻国波兰的入侵,在纳粹从西面发动入侵后不久,便占领了波兰东部的大片领土。暴行仍在继续,1940年,苏联策划了一系列大规模处决,杀害了22000名波兰军官和波兰社会名流,其中包括学者、专业人士和政治领袖。这些事件如今统称为卡廷惨案。 俄罗斯一直否认 ,直到2010年11月,俄罗斯国家杜马才最终承认责任并发表声明。然而,在俄罗斯国内,关于卡廷惨案的错误信息和苏联旧谎言仍然盛行,法院也对此保持沉默。
纳粹入侵苏联及其后爆发的激烈斗争,掩盖了斯大林暴行的阴影。苏联宣传将这场战争描绘成由俄罗斯人领导的伟大卫国战争,并将斯大林塑造成新时代亟需的英雄领袖。然而,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享年74岁),尤其是在苏联政权内部,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恐怖统治的记忆仍然挥之不去。尼基塔·赫鲁晓夫接任苏共第一书记,并最终公开谴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及其建立的“个人崇拜”。这一谴责体现在赫鲁晓夫于1956年向苏共二十大提交的报告中。此时 ,冷战已然形成,并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
在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中,1991年鲍里斯·叶利钦领导的新政府 因腐败而举步维艰。俄罗斯社会内部的犯罪分子与失势的秘密警察人员以及与中央领导层关系密切的要员沆瀣一气。后者试图从工业和金融私有化的浪潮中攫取巨额利益。这些情况持续影响着国家运作机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默默无闻的官僚进入了政坛,最初在时任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政府部门任职。随后,他进入克里姆林宫,担任总统财产管理局的公共联络官,之后又担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普京崛起的细节在克雷格·昂格尔的《 特朗普之家,普京之家》、玛莎·格森的《没有面孔的人》、菲利普·肖特的《普京》、菲奥娜·希尔和克利福德·加迪的《普京先生:克里姆林宫的特工(21世纪地缘政治)》以及史蒂文·李·迈尔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与统治》中均有阐述 。
当普京掌控了新成立的联邦安全局(FSB,克格勃的继承者)后,他便开始操纵时事,为己所用。他利用一切可用资源,采取一系列行动,最终为他在千禧年之交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总统宝座铺平了道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策划了一系列公寓楼爆炸案,这些爆炸案导致人们指责 普京是车臣恐怖主义的 黑手,进而为普京1999年入侵车臣提供了借口。四起爆炸案中有两起发生在莫斯科的公寓楼,共造成300人死亡。尤里·费尔什廷斯基和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合著的《炸毁俄罗斯:重振克格勃恐怖的秘密阴谋》以及卡伦·达维沙的《普京的盗贼统治》都对这些事件进行了描述。人们或许还记得,2006 年 利特维年科在英国被俄罗斯特工用放射性钋-210 暗杀, 而就在不久前,他刚刚揭露了普京与犯罪集团的联系。
车臣 战争 (1999-2000)向俄罗斯展现了普京决心克服被视为对俄罗斯自身构成切实威胁的局面,并促成了一位在就任总统时几乎不为人知的人物的崛起。通过将联邦安全局(FSB)纳入一个已被犯罪分子腐蚀的政府体系,普京扶植了一批依附于他的寡头,并通过持续的私有化进程使他们暴富。如今,俄罗斯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以及普京自身的安全都得到了集中控制。一切都将依附于他,这与当年斯大林的处境颇为相似。
然而,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普京支持俄罗斯东正教复兴,并将其视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东正教曾被苏联政权视为与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无关,如今却被重新确立为俄罗斯历史和民族主义认同的基石。但事情出现了转折。俄罗斯东正教并没有恢复其传播基督教信仰、支持其理想的角色,反而 沦为普京政权的政治工具,助长了其 最骇人听闻的暴行,并成为其又一个附属品。根深蒂固的信仰、民族主义和宿命论,再加上普京这位强硬而令人畏惧的领袖,共同造就了又一个根植于俄罗斯精神的个人崇拜。好战的言辞助长了这种叙事。尽管这种宿命论走向了歧途,但其意图似乎才是最重要的。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俄罗斯总统(2008-2012))近期对撒旦教的宣扬,便是支持邪教言论的极端例证之一。在 最近的一次演讲,他提到乌克兰的“疯狂纳粹吸毒者”,并声称需要“阻止地狱的最高统治者”,这或许暗示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的角色。简而言之,这是一场正邪之战,其核心在于强调普京政权是唯一真理的捍卫者,其他一切都是“精心编织的谎言”。
伏尔泰的告诫——“能让你相信荒谬之事的人,也能让你犯下暴行”——在这里体现得更加清晰。似乎一个民族一旦信奉某种邪教,就可能被驱使去犯下暴行;而一旦一个民族开始相信荒谬之事,它就可能信奉某种邪教。.
一系列针对政治对手、记者、活动人士、政府官员和寡头的谋杀案,旨在打击质疑普京政权合法性及其合法性的异议人士,但这些谋杀并未压制反对派的声音。然而,从同样的意义上讲,普京成功地建立并维持了一个基于恐惧的威权政权,该政权持续主导着俄罗斯社会,并以一种体现民族使命感的叙事来掩盖其显而易见的犯罪缺陷。因此,又一次,一位偏执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个人崇拜,试图不断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国家的未来,但这与事实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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